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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肖期期准激情燃烧岁月里的友谊—内蒙古一机集团原副总工程师尤

发布日期:2019-09-27 23:56   来源:未知   阅读:

  尤凤元:1934 年 4 月 2 日出生于上海。1955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制造专业。1955 年 10 月—1995 年 12 月在内蒙古一机集团公司工作,现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坦克总装分厂工艺员、工艺室主任,一机集团工艺处主任工艺员, 工艺科副科长、科长,工艺处总工艺师,技术处副处长,一机集团副总工程师。

  伴随着《草原晨曲》激昂的旋律,时钟拨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根据国家发展工业的需要, 1953 年 5 月 15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代表双方国家,在莫斯科正式签署援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协定。苏联帮助我国建设 141 个重点工业项目,后增加到156 个,其中 24 个国防工程项目中包括援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至此,内蒙古一机集团—中国唯一的坦克制造基地横空出世。 “承天时、秉地利、聚人和”,作为新中国蓄势待发的坦克制造厂的参与者、见证者,尤凤元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画面,即使历经一甲子的磨砺仍能如数家珍、感人至深,而苏联专家们饱含一机情怀尽心尽责、不畏艰辛,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兄弟们并肩作战结下的深厚友谊成为那段激情燃烧岁月里永不磨灭的记忆。

  尤总,1955 年您年仅 21 岁,风华正茂。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制造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想到过要来塞外荒原制造坦克吗? 尤凤元:

  那是个火红的年代。我们虽然是当时国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但在学校受的教育就是服从组织分配,投身新中国建设,这样的强烈愿望激励着我分外努力。毕业之际,我们听说要被分到内蒙古,但具体地方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年轻的我们于是找来地理课本,猜测最有可能的几个地方—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或者张家口市(当时隶属察哈尔省),大家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1955 年 10 月,当我和 11 个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

  手握档案、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介绍信和一张奔赴包头市的火车票时,我就成了许许多多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会聚到一机的数万名建设者之一。我们在这个曾经的荒原戈壁上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全身心投入祖国的兵工事业,与一机结下了一甲子的浓浓兵工情缘,坚定了我一生“把一切献给党”的奋斗志向。

  尤总,您从一机五分厂总装配分厂的工艺员这个岗位开始了一生的兵工征途,这个岗位是您快速成长的起点,在这里您有机会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这期间得到了突飞猛进,能谈谈您眼中的苏联专家是什么样的吗?

  从 1954 年 2 月 22 日,以苏联专家组组长、总设计师鲍•伊• 斯柯别列夫为首,与建筑师马斯列尼柯夫,运输专家卡瓦列夫斯基三人,先期赴包头来帮选厂址算起,到 1960 年 8 月中旬苏联专家全部离厂回国为止,先后有四批共 48 人来厂,与我们共同战斗达六年之久。他们大多是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欧姆斯克和乌克兰建厂初期,中央选调的党的干部、老军工、优秀知识分子、复转军人和青年工人、青年学生满怀豪情地从四面八方涌到包头地区的哈尔科夫坦克制造厂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第一批工作一个多月的有 3 名,第二批工作两年半以上的有 8 名,第三批工作一年半以上的有 17 名,第四批工作一年以内的有 20 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有四方面,一是帮助选厂址,指导审核总设计图和总规划;二是设备安装调试;三是工艺技术准备;四是培训我方人员。为了让苏联专家工作好、生活好,工厂成立了专家办公室。办公室有俄语口语翻译 40 人,笔译 150 人,服务员 3 人,行政接待1 人,专家建议员 1 人,主任 1 人,共 196 人,是较大的一个科室。

  给我印象最深、与我接触最多的是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办公的总装配生产工艺专家契尔尼亚克,他是 1957 年 10 月第二批来厂的苏联欧姆斯克厂的乌克兰人,40 多岁,身材高大魁梧,光头,爱穿西装,语言风趣,做事严谨,行动快速,是一位爱喝烈酒的热心人。我们一起共事一年半左右,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消化当时苏联最新的 T-54A 坦克工艺技术资料,为成功研制新中国首台 59 式坦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艺技术和工具工装准备。

  当时,坦克总装工序的俄文工艺技术资料大约有 600 多份,每一份都要翻译成中文、校对、结合我们的条件做技术修改,编成中国化的工艺,审查批准后再翻译成俄文返回苏联专家手上再次校对核准,确定准确的工艺参数之后被第二次翻译成中文、校对、技术修改、编成工艺、审查、批准、实施……这样的工作流程枯燥、繁琐且要求极严苛,工作量巨大,但工人出身的契尔尼亚克始终认真严谨又热情不减,不厌其烦地指导年轻的技术人员。工作中,九肖期期准! 他不仅要解决总装工艺难点,而且还要帮助笔译组的翻译解决他们在翻译工艺规程时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有时甚至对俄文词句的理解,也是耐心细致地解答,还经常亲自帮助笔译。

  总装工艺技术资料中国化的同时,契尔尼亚克还要帮助我们实现总装工具工装准备中国化。一般来说,坦克上的一个零部件平均需要通过四套工具工装(冷加工的平均数) 来完成加工,59式坦克上的 6000 多个零部件至少要靠 2.4 万套工具工装的图纸设计工作量来支撑,时间紧,人手少,任务的艰巨可想而知,但人们废寝忘食,设计、修改、审核、实施,反复迭次的技术论证后,终于在 1958 年中期圆满完成了 59 式坦克的工艺准备工作,到1958 年底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试制工作……

  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时期,到处洋溢着豪情万丈的青春力量,他与我们年轻人一道,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悉心指导,有时看大家困了还讲一些幽默的小笑话,所以他的人缘很好。在工厂全体职工与苏联专家的密切合作和卓有成效的共同努力下,工厂建设速度加快,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投产,胜利完成了 59 式坦克的试制任务,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工厂生产的第一批坦克参加了 195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大阅兵。

  尤总,听说苏联专家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对生活也充满热爱和浪漫情调,对我们的同志也很热心,他们不仅是您工作中的老师,还是您生活中的“红娘”?

  是的,契尔尼亚克就是我和爱人胥如兰的牵线 年, 我当时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不仅是因为技术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而且我精通英语、俄语、德语,在总装工艺资料校对过程中,苏联专家如有疑问,经常是不用通过翻译我就能与他直接进行技术对接,工作推进到总装工具工装准备现场实施阶段后,他总是把我带在身边工作。思想上的灵感碰撞,语言上的自如沟通,工作上的朝夕相处,拉近了我与这位面对面办公的老大哥契尔尼亚克的感情,也才有了后来他给我当“红娘”的事……

  我爱人胥如兰是武汉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1954 年来厂后分配到专家办公室从事笔译工作。由于不是技术人员出

  身,如遇到属于总装方面的专业技术问题,她总是会请教契尔尼亚克。1958 年初夏的一天,胥如兰带着一个关于技术名词如何准确定义的问题来找契尔尼亚克,契尔尼亚克先是抬头看了看我,后又扭头看了看胥如兰,之后回头突然用俄语问我:“尤,你看她怎么样?”时间瞬间凝固,心照不宣后我和胥如兰一下子尴尬起来,胥如兰红着脸抱着译本跑开了,契尔尼亚克则爽朗地哈记者采访尤凤元哈大笑。

  时间既有形又无形。1949 年,我们在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儿”的窘迫困境下开始发展,到 1959 年就结束了中国人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像契尔尼亚克这样的苏联专家,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还积极培养我方人员,提合理化建议,先后为工厂培训了 268 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他们成为工厂科研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中流砥柱。

  时间既有限又无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理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宏大抱负,却不能不敬 重“激情燃烧岁月”的真挚相助。他们,千里万里赴草原,一路跋涉、脚窝深深;他们,默默援助路,情系一机缘;六十载流年似水, 磨不去一机人对他们的挚爱和感情。2019年黄大仙救世a《非你莫属》真的不应该向老郭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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